有次写到福尔摩斯乔装跟踪嫌疑人,他竟下意识地模仿起故事里的观察方式,在上班路上留意行人的衣着细节,连李同志都觉得奇怪:“你最近怎么总盯着别人的鞋子看?”
顾从卿只是笑。
他知道,自己写下的不只是一个侦探故事。
在这个与记忆有所不同的平行时空里,这些文字像是他与过去的某种联结,也像是一种试探。
看看那些跨越时代的智慧与勇气,是否能在这片土地上,再次找到共鸣。
窗外的雾散了些,月光落在稿纸上,照亮了那句刚写下的话:“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顾从卿对着这句话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无论是破案,还是在异国他乡开展工作,道理其实是相通的。
总要耐着性子,一点一点去拼凑,去求证,才能靠近想要的答案。
而且他知晓未来,他要为了五年后的谈判早作准备。
他把笔搁在桌子上,准备明天继续写。
铁盒里的稿纸已经积了不少,沉甸甸的。
顾从卿把厚厚一叠稿纸仔细装订好,封面上用钢笔写着“血字的研究”。
他摩挲着纸页边缘,指尖能感受到反复修改留下的细微褶皱。
为了让故事里的伦敦街景更真实,他曾在贝克街附近徘徊了三个下午,记录下不同时段的光影。
为了让警局的办案流程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习惯,他特意请教了使馆里负责警务联络的同事,连逮捕令的格式都反复核对过。
这天下午,他拿着稿子敲响了大使办公室的门。
“大使,我把那本侦探小说写完了。”
他把稿纸放在桌上,“之前跟您提过的,想试试用英国人的视角写个故事,现在总算有了个初稿。”
大使放下手里的文件,拿起稿纸翻了几页,眉头慢慢舒展开:“哦?我还以为你只是随口说说。
这字里行间的伦敦味儿,倒挺足。”
他想起顾从卿之前申请外出采风时的认真,当时只当是年轻人的兴致,没成想真写出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