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说着,鲁路修就递了一张名片过去。
巴登大公认真地接过,表示等战役打完,如果真有大群的布军战俘要设法利用,到时候就来请教他。
因为太过入神,巴登大公甚至都没注意到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都过了十二点了。
而且因为精力不济、听觉渐渐没那么敏锐了,巴登大公聊的时候整个人都忍不住几次往前坐,以便更靠近一些。
终于聊完攻心战俘、瓦解敌军人心的议题后,巴登大公还有些意犹未尽,就又随口问起鲁路修刚才提及的“这次回去法兰克福、打算找法本化学筹措一个新的项目,是关于新式伤药的”话题。
“你提到的伤药计划,能具体说说么——我姐姐和外甥女、还有约阿希姆,他们都是负责伤兵事务的。最近的凯默尔山攻坚战和敦刻尔克攻坚战,伤兵确实太多了。”
鲁路修这次回去之前,也观察到最近这两场攻坚战造成了大量伤员,他正打算回到法兰克福后,先搞出磺胺这种最早期的广谱抗菌药。这东西比青霉素容易搞得多,也没什么前置科技瓶颈——因为法本化学早在1908年,其实就已经造出了原始磺胺类合成物。
只不过那东西本身就有很强的毒副作用,法本化学一开始是在研究化学染料的时候,偶然研究出这个东西的。发现其有毒后,自然不会再去深入做人体实验,也就没发现其药用价值。
(注:当时很多有毒性但也有用的药物,以及历史上很多易沉降的毒气,都是在法本化学研究染料时研究出来的副产品。因为太毒,没法用来染布料,结果可以用来干别的。)
历史上,法本化学要到1920年代,才发现磺胺的广谱抑菌价值。又到1932年,才发明了“百浪多息”这种能够在胃肠道内反应缓慢生成磺胺的“前药”。这才算是彻底解
(buduxs)?()决了磺胺的毒性问题,能够用来当广谱抗菌药抗感染。
所以理论上,现在鲁路修到了法兰克福后,直奔法本化学的总部,要求他们拿出现成的磺胺给重伤员用,理论上也能抗感染,只是毒副作用太大,伤员很有可能肾衰竭。
就算肾很强的人,没有肾衰竭,但至少也会让肾脏的使用寿命缩短——当然,对于那些原本已经重度伤口感染,不用抗生素直接就会直接死的重伤员而言,肾功能折寿二十年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代价。
但不管怎么说,鲁路修要想靠自己铁口直断、强推一项有严重毒副作用的化学品,用来给伤兵们治疗,那都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批的。
他又没有权威的化工领域科学背景,他说出去别人也不信啊。哪怕先做了动物实验,给严重感染的动物吃磺胺抗感染,有效果了,但要是按帝国常规的药监上市流程,没几年时间也走不到上市。
战争时期,伤药的人体临床审批有可能加快,但还是不够快。
不过好在,鲁路修遇到了巴登大公和伤员事务局的人,有了这层关系,这个事情就能更快推进。
于是鲁路修便半真半假地先铺垫:“我这次回去,顺便要办一件事情。因为之前公爵从俘获的敌军野战医院,截获了一些资料,显示某些我国法本公司能够生产的毒性化合物,可能有抗感染的功效,敌人已经批准人体临床了。
这种事情,走和平年代正规流程的话,会耽误很多事情。今天也是凑巧遇到了你们,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将来如果法本化学的那种化合物通过了动物实验,伤兵管理局能不能战时紧急特批、允许已经严重感染、不治就注定会死的重伤员,试试看新药?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而且,可以给那些救回来的伤兵发营养补贴,就当是略微补偿他们因试药导致的身体器官损伤。”
这事儿找别人都不好办,但巴登大公算是德玛尼亚左派人士的旗帜型角色了,手头既有战俘事务部,又有伤兵局。
他跟鲁路修聊得那么投机,也相信对方不会害自己的战友,战争年代很多事情也必须特事特办。
仅仅斟酌了几分钟,巴登大公最终一咬牙拍板:“这事儿我来担责,你尽管放手去干好了!回到法兰克福后,我亲自给法本化学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来配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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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晚全部更完了没存稿,又太累周末起床晚了,所以早上临时写、刚刚写完立刻就更了。
争取明天恢复早上8点第一更的正常节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