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动,接引家眷,看似仁政,实藏巨祸。
其一,敌国岂会坐视?
魏国细作之事,不过冰山一角。
家眷之中,必有更多心怀怨望、或受胁迫之耳目。
今散布于归化营,如疽附骨,伺机而动。秦吏虽严查,然人心难测,百密一疏。
其二,降卒归心,系于‘三年之约’。
然秦法严苛,吏治岂能尽善?
若有盘剥克扣,或天灾导致口粮不继,期望落空,积怨爆发,其势必烈于往昔。
其三,纵有赵拓、赵七之流感恩戴德,然多数降卒,家国之恨岂能尽消?
今之顺从,迫于刀兵,困于饥寒,寄望于渺茫之生途。
此等归附,如沙上筑塔,根基脆弱。
一旦秦军东出受挫,或内部生变,此二十万众,顷刻可成燎原之火。
其四,秦法尊‘力’尚‘功’,轻‘义’鄙‘情’。
以此法度塑造之‘新秦人’,或为守法之顺民,然必失忠孝仁义之根髓。
民风浇薄,唯利是图,此乃长治久安之道乎?”
《洛邑新论·诘问篇》:
“臻尝言:‘再造秩序,为生民之乐。’然洛邑所见,秩序井然之下,是累累白骨与无尽血泪铺就。
降卒之汗,家眷之泪,皆为此‘秩序’之祭品。
此乐,为谁之乐?秦王之乐乎?秦国之乐乎?抑或仅是臻兄心中那冰冷‘大道’之乐乎?
以牺牲万千个体之自由与尊严,换取所谓‘天下归一’之秩序,其价可乎?
此秩序,真能泽被苍生,抑或仅为嬴氏万世帝业之牢笼?
兼爱非攻,墨家之旨,今为臻兄所用,行‘兼诱’‘非阻’之实,岂非悖逆?
此等秩序,纵能维系,亦如饮鸩止渴,其毒终将噬心。
人性本私,趋利避害,臻兄以‘利’驱之,可收一时之效。
然‘利’尽则散,‘害’至则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