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追逐水草、四季迁徙的毡帐群落,另一边是安土重迁、春耕秋收的村落田园。
【游牧经济依赖于牲畜的繁衍和草场的转移,其财富观念更倾向于“移动的资产”和“直接的掠夺”。
这种经济基础塑造的政治传统,讲究的是“分封”与“共享战利品”,对于固定在一片土地上进行长期、精细化的投入与治理,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经验。】
【治理,意味着你要了解你的土地,了解你的人民,要知道哪里受了灾需要减免赋税,哪里有了冤情需要伸张正义,哪里需要兴修水利以保丰收。
这些,需要庞大的、深入基层的官僚体系,需要皇帝和中央朝廷时刻保持着清醒与勤勉。
——太麻烦了。
而包税制,让元朝中枢完美地避开了所有这些“麻烦”。
他们不需要知道江南某个村庄去年遭了水灾,今年是否还能承受往年的税负;他们也不需要关心河南的农户是否因蝗灾被逼得卖儿鬻女。
他们只需要在固定的时间,看到包税商缴纳上来的、甚至可能比往年更多的金银就行了。】
天幕画面中,元大都的宫廷里,贵族们沉醉于歌舞宴饮,色目官员捧着账册,呈上今年又“超额完成”的税收,引来蒙古贵戚们满意的笑声。而那账册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原、江南百姓的血泪与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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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忽必烈看着天幕上对游牧文化的剖析,眉头微蹙,但并未动怒。
他回想起即位之初,也曾大力推行“农桑之业”,设立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
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岂是轻易能够扭转?那些从草原跟随他而来的宗王、勋贵,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或者说,愿意理解“使百姓安业力农”的长远意义?
他们更熟悉的,还是依照草原旧俗,将征服的人口和土地视为可以分润的“战利品”。
“治汉地当用汉法”,他喃喃自语,这是耶律楚材当年劝谏太宗的话,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可惜,蒙汉之间裂隙,即便至今,他也依旧觉得深不见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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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游牧文明落后,而是两种文明在面对“国家治理”这一课题时,其路径依赖截然不同。
当这种“移动的”、“分享的”政治传统,被套用在一个需要“固定的”、“集中的”行政体系来维持的庞大农耕帝国之上时,错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包税制”正是这种错位的集中体现——它将国家的税收权,这种需要长期培育税源、细致掌握民情的核心治理权力,当作可以一次性“分封”或“拍卖”出去的“战利品”。】
天幕上,象征着元朝税收的河流,在流经包税商这一环节时,被粗暴地截留、蒸发,只有一小部分细流勉强汇入代表中央财政的湖泊,而沿途的土地则因失去滋润而干裂、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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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时期
晁错眉头紧锁:“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农为国本,民为邦基!
这蒙元如此作为,弃本务而逐末利,犹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