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叔叔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抬头笑道:“你们可算回来了。岂露从早上就念叨啊,说要去‘大商场’,早饭都没吃多少。”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放松,逛了省城的百货大楼、热闹的商业街和香气四溢的小吃街,岂露兴奋得小脸通红,对百货大楼甚至比我和晓阳还要熟悉。我抱着女儿,看着晓阳和舒阳在前面兴致勃勃地试着各种样式的衣服,心里涌起一股平淡而真实的暖意。女人嘛,逛街的乐趣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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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晓阳便卸下了司机的角色。上午九点半的会议颇为重要,我和张叔一早汇合后,便直奔省委大院。省委和省政府在一个大院里办公,门禁森严。在门口,工作人员仔细核对了证件和车证后才予以放行。张叔对这里显然并不陌生,作为地级市市长,他几乎每月都要来这里开会,轻车熟路地将车停在了指定区域。
会议室是那种常见的椭圆形布局,宽大庄重。我们到的时候刚过九点,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动作轻快而有序。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桌签,另一个拿着托盘,上面放着一排洁白剔透的陶瓷杯,逐一放置在每位与会者面前。随后,又有一人用小巧的勺子,将茶叶精准地投入每个杯中。九点二十分左右,再有工作人员提着绿色的铁皮镂空水壶,挨个注入滚烫的开水,茶叶的清香渐渐弥漫开来。
九点二十五分时,与会者陆续入场,各自按照桌签落座。张叔面前摆着“东原市张庆合”的牌子,我的则是“东洪县李朝阳”。张叔看到会议室里有相熟的兄弟地市的领导,也只是点头致意,微微笑笑,并不寒暄,与在市里开会时那种热情洋溢的氛围截然不同,这里的气氛更显肃穆和正式。
九点二十五分,两名工作人员再次快步进入,将专用的茶杯和厚厚的笔记本恭敬地放在省委书记赵道方、省长俞泰民的位置上。会议桌上已经整齐地摆放着一叠叠会议材料。赵书记的左手边是俞省长,右手边是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岳峰,再往两侧则是秘书长、副秘书长等领导,对面则是我们这些来自基层市县的同志。
会议室两侧墙上各挂着一面静音的钟表。九点二十九分,会议室的门被准时推开,几位省领导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一边低声交谈着,一边面带温和笑容走了进来,各自落座。气氛瞬间变得更为凝练。
副省长岳峰看了看赵书记和俞省长,得到默许后,打开面前的话筒,声音平稳清晰:“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把咱们几个粮食主产市县的负责同志请过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于当前粮食购销体制运行情况的意见建议,特别是‘平价粮’和‘议价粮’双轨并行中存在的矛盾,以及向粮价并轨过渡,可能会遇到哪些实际困难。粮食安全是天下第一大事,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今天,道方书记、泰民省长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参加这次小范围的座谈,就是希望能直接听到最真实、最鲜活的一线情况。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放开谈。”
他略作停顿,按照议程安排说道:“那下面,就先请东海市的望林同志谈谈吧。”
会议节奏推进得很快。东海市市长周望林的汇报直指问题核心:“目前东海市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口,原有的计划供应体系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名存实亡。市场上已经自发形成了不少粮食交易点,流动性大,管理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定量的供应粮往往不够吃。反倒是政府为了维持‘平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补贴包袱。‘议价’与‘平价’之间的差价,很大程度上成了个‘倒挂’的负担……。”
在周望林发言后,岳峰副省长点评了几句,望林同志的发言很实在,点出了工业城市的共性问题——外来人口多、财政补贴重、国营粮店效率低。随即话锋转向我们:“东海市从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角度,把粮食价格机制的问题谈得很深、很透。今天我们这个会,既要听城市人口比重大的,也要听农业人口比重大的。下面,请东洪县的县长李朝阳同志谈谈,作为农业大县,在‘双轨制’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看法。”
岳峰省长已经定了调,是从农业大县的角度谈。我略一沉吟,开口道:“尊敬的各位领导,我是东洪县李朝阳。东洪拥有百万亩良田,是省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双轨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但现在看,矛盾越来越突出。最直接的就是挫伤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同样一亩地,种小麦能产八百斤,平价粮一斤四毛五,溢价粮一斤六毛二,可农民必须先完成每亩五百斤的平价粮任务,才能卖溢价粮。我们算过一笔账,‘种十亩地,除去成本,一年才赚五百块钱,还不如去深圳打工,一个月就能赚五百’。现在东洪的青壮年,有四分之一都外出务工了,地里的活儿全靠老人和妇女,长此以往,我们担心有些地要荒了。”
我看向赵道方书记:“现在工业产品都在搞价格并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都取消了票证,按市场定价。粮食作为最基础的农产品,没理由搞特殊。我们前期也做过一些调研,要是全面放开粮价,让市场定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能提高不少。”
我说的时候,目光偶尔和赵道方、俞泰民对视——赵道方书记听得认真,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着,像是在计算数据;俞泰民省长则频频点头,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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