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金勇思考之后又说道:“文波啊,这事是个怎么回事,你我心里都有一本账,如果不是胡晓云一早给我打电话说这事,我也没往供销社上面去想。但这不是打击报复是什么?不同意就拉黑账,这以前沈鹏是混蛋,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也不敢胡来。”
廖文波低头抽着烟,这种事情,作为刑警队长怎么会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这陈大年所说的市局领导到底是谁?
万金勇道:“文波啊,我也不是让你硬来,也不是让你给谁说话,我只是告诉你,这事,有领导给我打了电话,这也是再看所有人的表现啊。从专业上讲,对这个毕瑞豪的事,证据链是否扎实?程序是否完全合法?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指出的问题也要指出来。这不是针对谁,而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你自己。该弯腰的时候弯腰这叫智慧,该抬头的时候抬头,这叫骨气,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廖文波听着师父的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明白师父的意思,这是希望他在会上为毕瑞豪说话,至少质疑一下抓人的时机和必要性,给田嘉明和陈大年施加压力。但他更清楚田嘉明和陈大年在这件事上的决心,以及他们背后可能牵扯的复杂关系。一边是提拔重用自己、掌握着公安局人事权的党委书记,一边是情同父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师父政委,夹在中间的滋味实在难受。
他沉默了几秒,弹了弹烟灰,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师父,我明白您的意思……
万金勇道:“恩,单位里叫政委!”
哦,政委,毕瑞豪这个案子,黑三的口供确实存在疑点,去年那事处理得也比较模糊,现在重新翻出来,时机上……确实容易让人多想,特别是早上的时候,你给我交代这个供销社门面房的事儿。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声音低了些,“田书记和陈大年那边,态度很坚决。我担心在会上直接唱反调,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把矛盾激化,让局党委班子内部出现裂痕,这……对工作更不利啊。”
万金勇看着徒弟纠结的样子,轻轻叹了口气,苦口婆心的说道:“文波啊,原则底线问题上不要太糊涂,鸡毛蒜皮的事不要太清醒。班子团结很重要。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更不是对错误倾向的姑息迁就。你这个当业务领导的,该你担的责任你不担,不该你管的事你出头。出了问题,捂着盖着,最终受害的是你个人!”
廖文波道:“县长,县长在电话里怎么说?”
万金勇道:“县长很关心,好在群众比较有秩序,又都在大院里面,问题可控。文波啊,你要让县长看到你的态度,你不要忘了,县长连你喝了几瓶酒都知道。”
他目光深沉地看着廖文波:“当然,怎么表达,你可以讲究方式方法。摆事实,讲法律,谈影响,提建议都可以嘛。只要出于公心,为了工作,要据理力争。师父不是让你去跟谁吵架,是那你自己要看明白,县长是有意保这个毕瑞豪的。”
廖文波看着师父坚定的眼神和鬓角的白发,想起当年在刑警队师父对自己的悉心教导和保护,想着前几天为了分工和田嘉明直接争的面红耳赤,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他咬了咬牙,重重点头:“师父,我明白了。您放心,会上我知道该怎么说。”
很快,在田嘉明颇为宽敞的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紧急会议开始了。田嘉明见人到齐了,只是在办公椅子上看了一眼,内心里还是颇有不满。心里暗道,依法办事还搞出这些事情来了。田嘉明只端着茶杯,拉着自己的办公椅子来到了茶几旁,随意一坐,看着万金勇廖文波、陈大年以及另外两名党委委员。
田嘉明环视众人,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有力:“同志们啊,临时把大家召集来,是因为城关镇派出所那边出了点状况,群众聚集,影响很不好。李县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没有批评我们,但强调要我们‘审慎稳妥’处理,维护好稳定大局。同志们啊,领导没有批评,但这比批评更让我们难受,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这反映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考虑不周、预判不足、方法简单的问题,对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估计不够充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大年:“大年同志,你是具体联系城关所的,说说情况吧。”
陈大年立刻挺直腰板,脸上带着一丝委屈和愤慨:“田书记,政委,各位领导!城关所传唤毕瑞豪,完全是依法依规办事!黑三投案自首,供述去年暴力抗法事件是受毕瑞豪指使,人证物证俱在!我们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天经地义!现在倒好,城关镇某些人,不仅不配合我们工作,反而煽动群众围堵派出所,这分明是对抗执法……!
田嘉明打断道:“哎,不要含沙射影,没有证据的话不要说,什么城关镇某些人?就事论事……!”
陈大年马上有些尴尬:“对,对,是群众自发,自发的。但也是对公安机关权威的公然挑战嘛!我建议,绝对不能放人!谁闹谁有理的风气绝不能开!否则以后我们还怎么执法?必须强硬起来,依法驱散非法聚集人员,该抓的抓,该处理的处理!绝不能向这种歪风邪气低头!”
他话音未落,廖文波就接过了话头,语气平和但带着专业性:“大年同志啊,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这个原则我们大家都认同,没有异议。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看向田嘉明和万金勇,“作为分管业务的副局长,我有几点疑问和建议,想向党委汇报。”
“第一,关于黑三案。去年那起阻挠执法事件,当时已经做了处理,毕瑞豪公司赔偿了医药费,处理了几个直接动手的参与者,事情算是平息了。现在仅凭黑三事隔一年后的单方面口供,就重新启动调查并直接传唤企业法人代表,证据上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否足够扎实?程序上是否太过唐突?毕竟涉及县里的重点企业负责人,社会影响很大。”
“第二,关于传唤时机。据我了解,毕瑞豪昨天与城关镇政府约好,今天上午去缴纳土地租金。这笔钱,关系到西关、刘店两村几百户群众的征地补偿款发放,是群众翘首以盼等着过年的‘救命钱’。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人带走,客观上造成了补偿款无法按时发放,直接引发了群众聚集。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虽然我们的初衷是办案,但客观上是否忽略了可能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咱们城关所,有没有考虑过替代性措施,比如先期的沟通啊,或者暂缓传唤?”
“第三啊,我作为分管领导,城关所这次行动,事前并未向我报告具体情况。田书记,万政委如果事先知晓涉及如此重要的企业和敏感的群众工作,我一定会建议采取更稳妥、更周全的方案。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群众围了派出所,社会影响已经造成,我们公安机关很被动。我认为,城关所在此事的处理上,存在一定的草率和不周之处。”
廖文波的话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既点出了问题,又没直接否定办案本身,把矛头指向了程序和沟通层面。
陈大年听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知道这个廖文波一向对城关所不满意,如今自己不是所长,但还是党委委员,再加上有田嘉明撑腰,就笑道:“这个廖局长啊,你这,你这坐着说话也不腰疼啊,公安机关办案子,还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不就是应该直接考虑有没有违法嘛!怎么,腊月二十九咱们呢就不上班了?大年三十就不抓人了。现在事情出了,您说没向您汇报?有没有规定,必须分管副局长同意之后才能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