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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三章 是爵士（第1页）

其实也不怪莱德利会如此警惕，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刘易斯先前一语道破了黄春菊街的天机，更是由于他还到处向人打听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经历。

而目前，苏格兰场正在经历自1829年成立以来的又一大改革机遇，并且这场机遇还与亚瑟爵士本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自1829年苏格兰场成立后，苏格兰场之父、时任内务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便一直想要尽可能的扩大这支为伦敦治安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现代警察力量的管辖范围。

但不凑巧的是，当时的威灵顿内阁先后碰上了《天主教解放方案》和《议会改革法案》两道大考，因此苏格兰场的改制与扩权也不得不为这两个主要矛盾让路。

而在辉格党上台后，由于这个自由主义政党先天厌恶苏格兰场这种集权、专制性质浓厚的部门，所以警务改革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不论是冷浴场事件，还是辉格党两任内务大臣墨尔本子爵与邓坎农子爵对苏格兰场的人事调整，都可以看作辉格党对这支英国现代警察部队的打压。

但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尤其是在苏格兰场传奇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宣布正式留任警务专员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之后，推动新一轮警务改革的条件已经全面成熟。

在新一轮大选中遭遇重大挫折的辉格党不再对警务改革保持强硬态度，墨尔本子爵主动提出1829年通过的《伦敦大都会警察法案》已经跟不上伦敦日益增长的治安需求，因此理应通过一部全新的《警察法案》以匹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新伦敦。

至于在野党党魁皮尔爵士，他作为警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也没有对新《警察法案》抱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想法，也没有执着于党派成见，而是在这一议题上响应了墨尔本子爵的号召，并认为保守党应当积极的参与到新《警察法案》的制定中。

根据目前两党透出的风声，在下届议会开幕后，新《警察法案》将会是优先级第二的议题，排在它之前的只有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大典的筹备事项。

就在前两天，内务大臣约翰·罗素勋爵还专程前往警务专员委员会，向三位委员咨询了他们对于新《警察法案》的起草意见，并责成委员会在三周内提交一份“具备可立法性”的条文草案。

但莱德利心里明白，罗素勋爵嘴上说是征询委员会意见，其实只是在向亚瑟传递墨尔本内阁和内务部的态度。

因为从亚瑟的任职经历和他的交际圈来看，再没有比他更适合充当新《警察法案》跨部门协调人的家伙了。

首先，亚瑟早年在苏格兰场任职时，曾经出任过伦敦地区检察署的副检察长兼警方代表。因此，他不仅有能力，更有经验，知道怎么与总检察长办公室沟通，使新法案的相关条文与既有的司法体系不发生冲突。

其次，当年罗万厅长和亚瑟不对付的时候，常常会把找内务部和财政部要钱的苦差事塞给亚瑟，并且还经常借着亚瑟要不到经费而痛批他的无能。但是，祸福相依是世上的普遍道理。作为报账老手，亚瑟知道怎么为财政部准备一份看起来合理、议会二读时能过、算出来也不至于被报纸骂作“警察敲诈纳税人”的经费估算。

而他的这种本事，甚至连苏格兰场的大部分高级警官都不具备。因为纵观苏格兰场那不算太长的历史，截至目前为止，亚瑟·黑斯廷斯依然是苏格兰场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完整任职履历的警官。

从街头巡警一路做到助理警察总监，他既摸过巡警日志，知道夜班换岗是什么时候，也了解一套完整的分局体系需要拨付多少薪酬、多少灯油以及装备费用，更清楚扩编后的治安区划该怎么划线，才能既保证警力完全覆盖的同时，又不会激起地方教区的不满。

最后，还有一点最关键，却也是辉格党和保守党最心照不宣的理由，那就是亚瑟之于王室的影响力。

亚瑟与维多利亚女王之间的关系，既非私人亲信，也非政治拥趸，而是一种更微妙、也更容易被利用的状态。

在这个刚刚成年、刚刚上位、刚刚摆脱母亲与康罗伊控制的少女君主眼中，亚瑟既是她在伦敦混乱局势中的可靠解释者，也是她最熟悉的秩序化身。

因此，当罗素勋爵让警务专员委员会整体给意见时，真正要的根本不是三位委员的共识，而是亚瑟的一个点头。

只要这个点头出现，新《警察法案》就等于在白金汉宫通过了。

而罗素勋爵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当然不会把这些话说出口，那样太不体面了。

他只要到警务专员委员会坐一坐、问几句、点个头，外加在备忘录上随手写下一句“希望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能够以他可敬的专业经验和职业操守，继续卓有成效的协助政府”，便已经足够了。

因为亚瑟根本没有反对新《警察法案》的理由，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辉格党传递的信号，内务大臣的亲自拜访就是发令枪。

事到如今，即便是苏格兰场内部最悲观的人士，也不会怀疑新《警察法案》将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议会通过。

而在法案通过后，由于管辖权的扩大，苏格兰场肯定又会涌现出一大批警长、警督以及莱德利心心念念的警司职位，甚至于……甚至于……助理警察总监也不是不能想一想……

或者说，哪怕不是助理警察总监，至少也是一个介于助理警察总监和警司之间的职位……

莱德利记得，前几天他从亚瑟办公室门前路过的时候，模模糊糊听到的一段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