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副秘书长谢福林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上车之前,谢福林正在和几位领导低声交谈。从他略显轻松的神态和交谈时偶尔流露出的笑意来看,显然是已经得到了东投集团枪杀案成功侦破的消息。
我看着谢福林和孙友福一起闲聊,两人交谈了几句,孙友福的脸上也露出了些许释然的表情。
我走过去,在他们对面的座位坐下,谢秘书长略带调侃说道:“友福啊,这次人是在你们平安县抓的,可这案子的根子,却是出在人家东洪县啊。说到底,是你们平安县的人,跑到人家东洪的地面上犯了事啊,这次我看你们啊是真的欠了我们东洪县一个人情。”
孙友福显然与我一样,也是刚刚从谢秘书长这里得知案件告破的详情。这次来省城,都没有带随行人员,各县区领导轻车简从,集中乘车,我和友福都是一个人赶来的。
我看着谢福林,脸上带着些许探询的神色,问道:“谢秘书长,什么时候的事?案子已经彻底破了?”
谢福林看我们似乎都不完全清楚案情细节,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似乎觉得自己可能多嘴了。虽然这种大案要案的侦破是热点新闻,但在案件没有完全侦结、上级没有正式批示前,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谢福林深知保密纪律的重要性。毕竟祸从口出,在官场上,分寸感的把握至关重要。
谢福林在前面的位置与市财政局的同志坐在了一起。我心中暗忖,虽然我和友福代表着不同的县,存在着发展上的竞争关系,但这毕竟是两个县之间基于资源和发展机遇的竞争,和我与友福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芥蒂。相反,我们私下关系还算不错。
我坐在孙友福旁边,语气诚恳地说道:“友福啊,这件事上,你们平安县确实欠东洪县一个人情啊。”
孙友福伸出手掌,在车窗玻璃下方的窗沿上无意识地摸了摸,然后又轻轻拍了拍,脸上露出颇为无奈的神情,叹了口气说道:“哎呀,朝阳,这次别说欠你人情了。省制药厂眼看就要落户你们东洪县了,这个人情,我看就一笔勾销了吧?”
我闻言心中一动,但脸上不动声色,马上拦下他的话头,略显惊讶问道:“友福,你这话从何说起?你怎么知道省制药厂要落户我们东洪县?连我这个东洪县的县长都还不知道确切消息呢。”
孙友福嘴角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那笑容里带着些许了然,也有些许自嘲,他压低声音说道:“朝阳啊,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本来这次省里初步意向是放在我们平安县的,毕竟我们这次受灾最重,需要大项目拉动复苏。奈何…”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自从你加入竞争之后,情况就变了。你们东洪县有电站的硬件优势,曹河县有红旗书记坐镇,你们东洪还有你…你和省里的那层关系。我一个平安县,要硬件没硬件,要关系没关系,怎么和你们争啊?”
友福这话说得颇为实在,也带着几分无奈的清醒。好在旁边的几位干部都在各自交谈,车内引擎声和路噪也大,并没有人留意到我们这边的低语。
我正色道,语气既不过分热络也不显得疏远:“友福啊,这个问题你可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项目落户最终还是要看综合条件,考评组会有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要综合考虑区位、基础配套、政府效能等多方面因素嘛。我们东洪也就是在电力保障方面略有优势而已。”
孙友福这时微微一笑,显然对这个话题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判断,他没有直接反驳我,而是将目光投向窗外,看了片刻后说道:“是啊,什么都不用多说。我相信我的眼睛,也相信市场的选择。”他的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历经官场沉浮后的通透。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以及远处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省制药厂厂区,对省制药厂落户东洪县的信心又增添了几分。确实,很多事情虽然大家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挑明,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背景和关系往往是最关键的稀缺资源,这一点在九十年代初的基层官场尤为明显。
车队在一级公路上疾驰。前面的两辆黑色皇冠轿车速度更快,几乎是一骑绝尘,很快就消失在前方的弯道处。市政府和市委小车班的司机,不少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驾驶员,技术好,胆量大,开起车来风驰电掣。领导们似乎也习惯了这种速度,将行程和时间都放心地交给了驾驶员。
领导的车先行离开后,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反倒显得超然了许多,司机不紧不慢地掌握着车速,按照自己的节奏平稳行驶。我靠在座椅上,心里却还在想着东洪县发生的枪击案,更想着李叔提到的指纹比对结果——在红旗书记办公室放置子弹的人,与枪杀现场的指纹吻合。这三个人,到底是谁指使他们在郑红旗书记办公室放置子弹?其目的又是什么?虽然我暂时不得而知,但直觉告诉我,这背后恐怕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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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面的小车跑得快,但等到真正返回市委大院时,两拨人马前后相差不过十分钟。我们这辆车停稳后,郑红旗副市长与市政府副秘书长谢福林相继下车。
郑红旗作为副市长,这次并没有乘坐臧登峰副市长的车。虽然臧登峰副市长的车上只有一名秘书,完全还可以再坐一个人,但郑红旗选择乘坐大巴车,其中的意味,我能明白几分。郑红旗和臧登峰两人都是市计划委员会走出来的干部,私下交情不错,但在公开场合,两人都很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维持一种“工作关系”的表象。虽然大家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低调和分寸感,本身就是一种官场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