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们除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还有许多地位不比国君低多少,亦或是与国君平起平坐,乃至于地位高于国君的‘类统治者’存在。
比如:楚虽三户的‘三户’,指的便是实际掌控楚国的屈、景、昭三家,而非作为楚国王族的芈姓熊氏。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各国之间纷争不休,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绝大多数经历放在了攻伐、战阵之上。
——得多征点兵!
——得多备点军粮!
——其他的事都靠边站,先把仗打好!
——什么墨家不墨家,什么基层不基层的,先保住国土、保住国家再说!
如此背景下,能为各国节省大量行政成本,甚至节省下官员俸禄——几乎不需要各国统治者费吹灰之力,就能维持国家运转的墨家模式,自然就有了几位广阔的市场。
其内在逻辑也很好理解。
墨家也好,儒家也罢,对于当时的各国而言,不过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甚至是基本运转的手段。
其中,儒家与乡绅豪强联系过于紧密,一旦用久了,就会养出几个怪物级别的世家门阀——就像是楚国的那‘三户’一样。
而法家又过于严格,虽然效率非常高,但很容易引发民众的不满,哪怕不激起民变,也有极大概率导致社会不稳定。
战争当前,大争之世、大乱之世,各国想要的内部环境,几乎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花费最小的成本,最大可能维持社会稳定。
于是,墨家便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墨家官员既不会贪污腐败,也不会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尾大不掉;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墨家官员的积极解决——解不解决得了另说,起码人家愿意去解决。
对于底层民众,或者说是与底层民众‘和平共处’这一块儿,墨家更是有着无与伦比,其余诸子百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墨家官员非但不会让上级、让朝堂操心,甚至都可能不需要发放俸禄!
再加上当时,儒、法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证明自己可以作为执政学派而存在,天下显学只有杨朱河墨家,供各国统治者选择的选项就这么两个;
统治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那刺眼的‘杨朱唯我,不以物累’八个大字,便只能默默选择人畜无害的墨家。
因为当时,各国的重点都在对外军事扩张,或抵御外敌入侵、遏制邻国扩张。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搞唯我、搞不以物累的精致利己主义?
打仗谁去打?
总不能是国君及统治阶级吧?
税赋说来交?
不可能只指望王公贵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