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实俸四千石,这一万石粮食的封国租税,便是丞相俸禄的二点五倍!
至于丞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是动辄三五千户的彻侯食邑,封国租税往往是俸禄的十倍不止;
作为丞相,又有谁会在乎那二千石粟米、十万枚铜钱?
明白此件种种,再来看如今汉室贪污、受贿蔚然成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家的丞相,只有一个。
即便是在刘荣改革公卿官吏体制之后,汉家也仍旧只有丞相、大司马二人,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
那么,那些不是丞相、不是大司马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百石小官’,每年拿着区区3500钱的俸禄,又该如何是好?
只能贪。
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上下其手,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毕竟你没法指望一名百石级别的官员,能拥有几百户彻侯食邑,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封国租税。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如出一辙。
——除非本身就家财万贯,否则,只要做了官,就必须贪!
——剥皮实草也得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廷尉张释之,其早年,因为商籍出身而不得重用,在尚书台做了十几年郎官,负责整理文档,蹉跎时光。
在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重用之前,张释之更是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想法。
至于原因,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的产业,都因为我在长安做官而缩水。
而当时,张释之是六百石级别的郎官。
按照当时的粮价,张释之一年的收入,也起码有个四万钱。
而张释之的兄长,却是身家数百上千万的大商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商人,因为支持弟弟张释之在长安做官,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资产大幅缩水。
四万钱的年收入,非但没能让张释之积攒下余财,甚至还差点把哥哥的家产败了个精光。
如果不是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众人,最终官至廷尉、列汉九卿,只怕张释之的家族,还真就要‘一人做官,全家返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