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天空蓝得一望无际,连云都没有,阳光热得很直接,陈怀驥跟我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他斜倚在红砖墙,有种可以轻松把世界踩在脚下的肆意。
他无可无不可地读着我写的申论题答案,「……殖民地菁英很不爽殖民母国的统治,所以团结起来,这就是共同体。」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似笑非笑,「你不觉得你的答案太简短了吗?而且学术圈会用比较斯文的字。」
「我的答案有错吗?」我挑衅地望着他,一墙之隔的教室里都是埋首写考卷的学生。
那些学生都是全国成绩最好的一群人,而陈怀驥是那些人的老师。
他是南泽政治系的教授,而我只是个来旁听的学生,刚刚高中毕业。
「你写得确实也没错。」陈怀驥说话的时候,风也吹了起来,扬起他外套的衣角和眉眼间带着野气的笑。
我扬起头看着他,「没错不就好了?我能走了吧?」
「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啊?」陈怀驥将我的考卷对折再对折后收进他外套内袋里,和他的张扬气质相反,陈怀驥把那张考卷折得非常工整。
也许是陈怀驥本身就很有教养,所以不会轻忽任何经手过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会那么珍惜我随手给出去的东西。
一年后,我从商学院离开,转进政治系。
天蓝色的蜡粒都融化了,化成了融蜡匙里的一汪晴天。
我把蜡倒到信封上,把火漆章盖上去,烙印出太阳的形状。
完成封蜡后,我把封蜡过后的信封再放进另一个白信封,普通到没有人会想多看一眼的那种白信封,一叠那样的信封在文具店里只卖十几块。
越普通,越不会被记得,也因此越不会被怀疑。
我把精心包装过后的信封放进背包里,准备出门把信转交给fedex。
「你要出门吗?」正在跟证券交易员热线的我妈抬头问我。
「我明天不是要上班吗?出门买点衣服。」我说,我妈听到是为了工作后便也没再多问。
出门时我叫的计程车刚好到门口,时间算得很准。
在计程车上,我在讯息栏里面删了又输入、输入后又整段删掉,几番斟酌后还是拿不定注意该写封什么样的讯息给陈怀驥。
我很久没看到他了,只听说他离开南泽去了匈牙利,想来也是被迫的,真不知道他经歷了什么。
他没说,我也没问。
想了很久,我只能写出「不要太早放弃、不要太早认命,再往前走一点,天总会亮的」这种鸡汤文,一种我觉陈怀驥这种人绝对不需要的文体。
在漫长的深思熟虑后,我又加了一段,「我之前看了一场很棒的足
球赛,两支队伍实力很悬殊,但弱队靠着出色的战术让强队赢得很难看,所以只要策略用得好,就算是输,也可以输得很漂亮。」
还是很没头没尾,但这是现在的我,在鼓励陈怀驥这方面能做出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