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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1章 国策【求月票！】（第2页）

朱棣看向两位尚书，问道：“两位尚书的意思是？”

如果承认财产私有，那就意味着对皇权的破坏，这是朱棣这个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国公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讲，都源自于皇权。

片刻之后，当圣旨拟好，朱高炽将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递到父皇的手上。

这两种政策，几乎是与北宋截然相反的。

只要能达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给大吸血虫说点好听的。

是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划时代的创举，只是觉得“哦，国师搞的新玩意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业的发展，能让商人们开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仅此而已了。

姜星火顿了顿才继续说道：“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我们的变法，核心目标就是快速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并且最好是不留隐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总量有限就意味着农业税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来的农业税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向商业能为国家提供的税收，也就是国内商税和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方才已经分析过了，姜某要说的，便是我们如何吸收王安石变法在商业上政策失败的教训，以及王安石到底失败在了哪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商业上的变法成功，从而让国家的财政实现快速增长。”

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不一定都种小麦、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所以才需要钱来买，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

朱棣的眉头挑了挑，却又追问道：“那依照国师看，大明还要不要重新启动国内的商业贸易呢？如果有了‘四民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间钱庄’、‘中央银行’，大明的财政收入，就能实现跨越式的攀升吗？”

“是，父皇。”

“至于信贷组织的专业化，便是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以及民间的商业钱庄。”

整个大明的一切，从法理层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个人不存在私产。

“便是如此。”

他也读过史书，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想都没往哪里想，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若是说常平仓，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也就是所谓的“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并非是以货币形式，也就是“青苗钱”来放贷。

朱棣想了想后也觉得可行，黄福的提议是老成谋国之见，毕竟“士农工商”的排序，其实是大明社会阶层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会导致百姓思想混乱，不拿出足够的理由或者说一个能交代的说法，是不行的。

“前者，也就是目前宝钞提举司所负责的宝钞发行，以及宝源局所负责的铜钱铸造的集合体。”

被皇帝允许后，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随即侃侃而谈：“臣以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不立田制’与‘不抑兼并’两大国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书所言，静态的理财术，无非是‘整顿’和‘节流’这两个手段，而其中的‘整顿’，便是清查田亩，调整田制，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于国家来说，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税，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

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

“这个嘛”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个名义的问题。

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这里要说的是，千万不要把“公司”这个词，理解为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这就是纯粹的商业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来，再过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来了。通讯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样的，凭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没有这个道理的。

听完朱棣的话，几名尚书齐声附和。

“这倒是比当铺要先进不少。”朱棣如是评价。

否则的话，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年年灾害，年年百姓青黄不接，都得向人借钱？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对商业政策进行变法，如果想深挖国内商税的潜力，那就必须要构筑基础的中央银行-民间钱庄的货币体系，让货币受控制地流动起来，商业才能发展，要以依靠民间商业自主发展为主，以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控为辅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关的一整套能够以商业形式运行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