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
“但你得知道,”卡尔洛看着我,“下一场是拉齐奥。”
“我知道。”
“主裁是马里亚诺·法布里。”
我点头。
“他不是那种会在场边跟你对着干的人。”卡尔洛说,“但他很记仇。”
“而且,”他压低声音,“他跟某些人,关系不错。”
我转着手里的笔,笔在指间转了一圈又一圈。
“该来的总会来。”我说,“如果我们连一场可能被记住的比赛都踢不了,那这支球队也没什么值得我继续投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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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罗西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保养得很好,西装合身,头发银白但不显老,脸上是那种在会议、晚宴和颁奖典礼上都不会出错的笑容。
“卢波女士。”他说,“很荣幸。”
我没有回应他的客套,只是把那叠文件推到桌子中间,翻开,点了几个地方。
“这几笔,”我说,“是你经手的。”
他笑容依旧:“是的。”他说,“如果您需要说明——”
“我需要。”我打断他,“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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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着一笔“足球事务顾问”费用。
“顾问是谁。”
“提供了什么服务。”
“为什么没有成果报告。”
“为什么是现金。”
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语速不快,语气也不重,但没有任何给他发挥的空间。
罗西的笑容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职业。
“这些操作比较特殊。”他说,“很多是基于信任和人脉的协作,不适合留下太多书面痕迹。”
“至于对象,”他摊了摊手,“就像拜访重要的朋友,总要带点心意。具体形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