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的眼睛里出现了恐惧。
事情源于偶然的交谈,对方的家属是公务员。
【他那天外派办事,还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就能回家,说他可以去接孩子,让我不用管了。】
那个公务员和孩子都没能活下来。
到这里本来没什么,很正常,那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呢,很正常。
偏那人又说:【我们住在福利房里,邻居都是体制内的。隔壁邻居那天是病假在家,结果变异了,把公公婆婆都给咬死了。我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她老公。唉,一家子有一个人活着就不错了。】
听起来就是一个巧合。
如果是别的人听听就过去了。
但听到这段话的人不是别人,是赵毅。
赵毅所思所想,一直与别人不同。
“我借用了姜澄的名义,私底下找各个小区的后勤负责人帮我统计难民里是否有公务员和公务员家属。”
“我还让他们统计公务员的死因。”
“结果验证了我的猜想。”
大部分公务员死于岗位,死在单位。
你可以用各种理解来解释这件事——譬如楼很大,人很多,空间联通,一个变异了一咬一群,最后一起死。
也不是不能不能说得通。但这是对普通人的说辞。
比这更说得通的是姜澄的说法:定向清除。
当时赵毅就在想,定向,是怎么做到定向的。
人总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合理的、能说服自己的答案,这样才能压住不安。
“我就想,可以在政府大楼里加大病毒投放量,提高变异概率,甚至人为封死大楼让大家没处逃等等。”
“从逻辑上来说,是可以讲得通的。”
“但是……”
但是,你怎么解释那些外出的、请假的、各种原因不在岗的公务员一个都没活下来。
怎么解释?
只要你的身份属性上带有“公务员”的印记,就注定了要在8月29日那天死亡。